龙舟竞渡与祭祀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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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銘記貝師的教誨
翟中和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我并不是開始就從師于貝璋教授,甚至也沒有機會系統聽過貝先生的講課,在我從大學剛畢業不久,那是1957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我隨中國科技代表團赴前蘇聯訪問任翻譯與秘書,有幸在先生指導下工作,從而結識了這位老師。從此以后不僅在工作上而且在做學問上不斷受到貝老的指點與教誨,終身受益匪淺。貝老堪稱是一位誨人不倦的師長,有許多往事令人難以忘懷,深深印在腦海,在貝老百歲華誕之際,回憶一些往事是很有意義的。
1、1957年中國科技代表團赴蘇訪問的基本任務是聽取蘇聯科學家對我國科技十二年遠景規劃的意見,并探討中蘇科技協作的途徑。貝時璋教授、馮德培教授與林榕教授等是代表團中生物科學組的成員,貝先生是該組負責人。我那時還是20多歲的青年,隨同當翻譯兼秘書。代表團最初會見了當時蘇聯的很多知名科學家,如庫爾山洛夫院士、恩蓋力格爾特院士、蘇卡切夫院士、弗蘭克院士、杜比寧院士與納松洛夫通訊院士等,他們對中國制訂的十二年科技遠景規劃一致極為贊賞,談判是在平等與友好氣氛中進行,蘇聯科學家對貝先生、馮先生與林榕先生等淵博的知識頗為敬慕。從此他們之間建立了友好合作關系,此后不久蘇聯曾派不少專家來華進行合作研究,直至60年代中期才終止。
在代表團訪蘇期間適逢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蘇聯科學院在莫斯科大學大禮堂舉行慶祝大會,除了蘇聯科學院院士外,還有許多國家的科學代表團與知名科學家參加了大會。貝先生曾代表中國科學院致詞,言簡意深,剛勁有力,博得與會者長時間、熱烈的掌聲。
當時貝、馮、林先生的學者風范也給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記得有一次約定與李森科院士見面座談,除貝、馮、林先生外,竺可楨副院長也參加了。李森科根本沒有閱讀我國十二年科技遠景規劃,而且擺出一副十足的學閥架勢瞎說一氣,我國科學家以有理、有利、有節的學者風度對待了李森科的蠻橫態度。相比之下,使我深受教育,體會到一位科學工作者必須博學多識、實事求是,處事要有學者的風度,以理服人。
貝先生嚴謹的工作作風曾深深地影響過我,當時與蘇談判內容非常具體細致而且很緊張,每天回旅館時十分疲勞,由于我那時知識還很貧乏,語言表達能力也不強,為了將蘇方的意圖弄準確與清楚,貝先生總是不厭其煩地與我一起回憶白天談判中遇到的關鍵問題,甚至推敲對方的言詞與語氣,以求正確的理解,有些內容還要求連夜寫成書面材料,然后經貝先生過目,不管工作多忙,貝先生總是認真地修改,甚至一字一句地斟酌,連標點符號都很講究,經他修改與指點后頓感文理順多了,此后我寫東西或翻譯也就不敢再馬虎了。這也可說是潛移默化吧!
貝先生還是一位在生活上十分關心人的長者,在蘇期間與以后的幾年,我經常隨貝先生參加一些外事活動。宴會時翻譯往往最緊張,總是顧不上進食。貝先生對此很體貼,上菜時他總是給我的盤內先夾些菜場,宴會臨近結束前,他總是用德文或英文與外賓談幾句幽默話輕松一下,讓我喘息一下,以使利用這間隙抓緊時間吃一點東西。由于工作緊張,我曾病倒過,坐車就暈,貝先生對我體貼入微,連飲食起居也關懷備至。
2、在1958-1966年,我進行放射生物學研究,有些工作是在貝先生直接指導下與蘇聯專家合作進行的,有些工作是在貝先生建議下在蘇聯生物物理研究所弗蘭克院士與別里卡娃通訊院士指導下進行的,有些是在沈同教授、陳德明教授指導下進行的。記得有幾篇論文曾經得到貝先生的指點與修改,并推薦發表在國內雜志,貝先生不僅對論文內容加以指點,對文字要求也十分嚴格。記得有一篇題為《雄性生殖細胞的電離射線效應》的論文,由沈同先生轉貝先生審閱, 
          我自覺已無問題,可貝先生還是加上批語“請對論文再潤色”,意思很清楚,還不行,要加工。在當時這對我論文寫作能力的提高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雖然我當時是在北京大學生物系從事教學與科研,可是貝先生對我的情況很清楚,很關心,有時通過沈同先生詢問我的工作進展情況,有時直接與我談研究內容,當時令我驚訝的是貝先生對生殖細胞的發生過程的知識是如此深湛,因為沒有這些基本知識進行性細胞的射線效應的研究是沒有基礎的,也是無法深入的,由此啟發我讀了一些威爾遜等的細胞學經典著作,感覺對細胞學的知識比以前扎實多了。
3、“文革”以后不久,北大擬建立細胞生物學專業,但當時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我們分別拜訪了貝時璋教授與童第周教授等,貝先生剛出國訪問回來,態度很明確,認為一定要重視細胞生物學的教學與科研,因為細胞是生命活動的基礎,國外發展很快,贊同我們在北大建立細胞生物學專業,并建議要扎扎實實地漸進,切忌過去的“一窩蜂”。在建立細胞生物學專業的過程中,特別是我們當時的研究課題,經常得到貝先生的具體關心和幫助。
那些年代,貝先生對我們的研究課題給予很多具體的指導,非常細致地閱讀我們發表的論文,尤其在“核骨架———中間纖維體系”與“細胞核體外重構”兩方面的研究中提出了許多十分中肯而具體的建議。我們的一個重要課題“非細胞體系核重建”雖與貝先生的“細胞重建”課題沒有直接關系,但是這一課題的建立與進行都受到貝先生科學思想的影響。大分子自組裝現象以及細胞亞結構體系的建立是生命起源與生命科學的重大問題,目前發現生物大分子的弱相互作用是大分子自組裝及分子間相互作用的基礎,這一課題越來越受到生命科學家的重視。貝先生的細胞自組裝研究思想不能不說有很大意義。貝先生掌握的國外文獻資料的廣度與深度使我感到驚奇,有時他主動約我交談,他的記憶力十分驚人,一談就是兩個小時,考慮到他的健康,總是我們主動提議先“暫停”。最讓我感動的是他曾經評閱過我們博士生的畢業論文,甚至親自寫學位論文評語,從細致的評述與雋秀的字跡可以看出他的嚴謹學風與誨人不倦的精神不減當年。我們總是把貝先生與其他長輩們對學位論文的評語作為對年青一代學風教育的好材料,不僅對我,而且對我的學生們教育很深。
貝先生的嚴謹學風、學者風范與誨人不倦的精神將永遠激勵我們前進,并以此去教育我們的學生們。也是我們做事做人做學問的揩模。在我以后幾十年的生活中影響很深。
近年,我因身體健康不佳,所以很少去貝先生那兒與貝先生討論學術問題。但是過年的時候,我總是托年輕教師送一盆鮮花以表示我的敬意。而貝先生對我非常關心,詳細詢問我的身體狀況與工作情況,使我十分感動。他的記憶力和思維仍然十分清晰。我特以此文來慶祝貝先生百歲華誕,以表示我的敬意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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